讲座回顾 | 潘霁：当城市成为媒介——可沟通城市的数字方法与理论重构

      潘霁教授跳出传统的行政或地理区划视角，将城市视为“媒介”，深度剖析了城市作为文明存储机制、不确定性生成系统以及视觉营销机器的多重面相。

      以下为本次讲座的核心观点梳理。

      传统观念常将城市与乡村对立，或将其视为某种固定的行政区划。但潘霁教授提出，城市与乡村并非二元对立，而是一个连续变量。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，城市性与乡村性往往是混杂共生的。

城市的核心在于“异质性”（Heterogeneity）。城市是不同种族、不同社会群体、不同货币符号、不同文化叙事汇集与碰撞的场所。这种碰撞构成了文明创新的元动力，也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冲突。

      “信息即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。当不确定性消失，信息也就不再流动。城市生活之所以还值得过，不是因为它消除了所有不确定性，而是因为它总是在不断创造新的不确定性、新的趣味。”

      一个完全整齐划一、高度可预测的城市虽然在外在形态上可能仍旧像城市，但其“城市性”已被削弱。适度的去结构化、一定的冗余（Redundancy）和噪声是维持信息系统更新活力与城市生命力的基本前提。

      人类文明大量知识存储于书本、硬盘，档案馆，博物馆或图书馆中。除此之外，城市本身即是人类知识最主要的储存和再生系统。

      知识并非只能以文本形式存在，它同样存储于：

 · 仪式活动与口耳相传：家族的祭祀、节日的习俗，通过身体实践代代相传，即便没有文本，也能通过参与习得。

· 建筑与空间：砖瓦结构、街道布局承载着历史的规制与记忆，建筑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的存储形式。

· 城市传说（Urban Legends）：那些未被正史收录的故事（如上海东方明珠、延安路高架龙柱等），以民间叙事的方式流淌在城市的纹理中。

      如果将历史尺度拉长，城市不仅是满足当下需求的功能体，更是在长时段内实现物质、符号、图像与社会体制彼此调和、留存与传输的媒介。

       在讨论交通与城市的关系时，潘霁教授反思了“先有城市，后有交通连接”的常识。他指出，城市本身产生于不同交通网络的运营过程中。

      无论是汉堡、悉尼等港口城市，还是沿铁路发展的线性城市，本质上都是由于人、物、符号在传输过程中，因碰撞形成的一种“亚稳定态”（Meta-stable state）的聚合。

      因此，“城市传播”（Urban Communication）不应仅被理解为“关于城市的传播”，更准确的表述应是“传播如何构成城市”（Communicating the City）。

      城市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，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生产、被改变的过程。当媒介形态、沟通方式发生变化（如从报纸到抖音，从公路网络到数据流），城市本身也随之改变。

      在数字时代，我们常陷入“虚拟 vs 现实”的二元焦虑。潘霁教授引用“面向对象的本体论”（Object-Oriented Ontology，简称OOO）指出，虚拟对象也是真实的（Virtual objects are real）。

· 作为文化对象的真实：圣诞老人、嫦娥、AI生成的上海图像，虽然从科学视角看可能不存在，但作为文化对象（Cultural Object），它们引发了真实的情感、有意义的行为与社会连接，因此它们是真实的。

· 媒介化的外化：城市形象（Image）存在于特定群体皮下的意识中，只有通过媒介外化为图像（Picture）才能被交流。这种外化过程即媒介化，它虽有损耗，却是文明交流的前提。

      城市运行中，两个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：一是隐形的基础设施，另一是显性的经济消费。

   基础设施的“可见性”悖论：真正的基础设施（Infrastructure）往往是不可见的，只有当其发生故障（Dysfunction）时，我们才能感知到它的存在。研究者可以通过“基础设施干扰”（Infrastructure Jamming）来揭示其背后的运作逻辑与权力结构。

      城市作为视觉营销机器： 借用斯蒂格勒的观点，现代城市是一部巨大的视觉营销机器。资本与市场运作需要通过视觉符号不断创造出“既呈现于面前又不可获得”的欲望。这种欲望的不断更新与生成，是驱动城市创新与活力的底层经济动力。

      讲座最后，潘霁教授分享了复旦团队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前沿研究，展示了数字方法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。

供稿：王樱

供图：陈静秋